洋囚越狱事件（中）

三、甘纳斯的印度妻子

甘纳斯被捕后，日本特务机关按照惯常的做法，对此事不闻不问，想把甘纳斯扔掉算数。日本特务机关以前遇到这类事情时一向是这样做的，在1932年元月上旬至1933年2月这13个月中，光上海、苏州两地抓获的中外间谍就有79名之多，其中的外国人全是韩国人和白俄，被捕后全部被他们扔开不管了。这次，他们对甘纳斯也是打的相同的如意算盘。但是，这回情况并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简单——甘纳斯被捕后，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当天就通知了其在北平的妻子。3天后，甘纳斯的印度妻子蒂亚便赶到了上海。蒂亚一到上海就去了德国领事馆，请求获得帮助。德国领事馆对甘纳斯当日本间谍一事不清楚，也不便出面向日本或者中国方面打听，就让蒂亚先去会见甘纳斯，问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蒂亚在德国领事馆的帮助下，次日就去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见到了丈夫，弄清楚甘纳斯是受日本特务机关的雇佣干了间谍勾当，多半会被中国方面判刑，但一般说来还不致于处决。甘纳斯让蒂亚去比利时在上海开设的一家银行的保险箱中取出他当初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的协议书，然后去找日本方面营救，因为协议书上有这样一条规定。

蒂亚于是就去银行保险箱取了那份协议书，然后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通报了情况，请求由领事馆出面向日方交涉，要求日方遵照当初协议书中的约定，营救丈夫出狱。德国领事馆当然不便直接出面去办这类事情，但是他们倒也并未回绝这个要求，搞出了一个变通方式：为蒂亚请了一名英国律师去向日本驻南京使馆交涉(当时日本在上海未设立领事馆)。

英国律师去了南京，出示了那份协议书的影印件，一家伙就把日方镇住了。他们当然不愿意把自己的丑闻公布于世，于是派人与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联系，使对方答应为蒂亚解决这件事。

蒂亚是一个相当泼辣的女人，也很聪明，她从这件事中看出日方的心虚，于是就向会见她的日本特务机关代表扬言：如果不把甘纳斯营救出来，她就要给他们好看。蒂亚也知道对方的特务手段，同时又暗示对方她的身后有德国领事馆撑着，以防范万一惹恼了对方而动杀机。日本特务机关沾上了这件事感到非常头痛，但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尽力营救甘纳斯，并承担蒂亚在上海的日常开支费用。

蒂亚就在虹口甘纳斯租借的那幢花园洋房里待了下来，静候佳音。

日本特务机关把营救甘纳斯的事下达给了一个名叫坂本峰的特务主办。这个特务是韩国人和日本人的混血儿，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语言、生活习惯与中国人基本相同。坂本峰的对外身份是日本大茂公司的驻沪代表，在特务机关的分工是协助负责对上海军警部门的策反工作的，因此，他在上海华界和各租界的警察局、巡捕房以及警备司令部等处都有熟人。应该说，以坂本峰的活动能量，营救甘纳斯并不是一桩非常犯难的事情。

坂本峰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把这件事委托给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一个名叫许溱的华捕朋友去办。1933年5月11日，坂本峰约见了许溱，说明了情况——当然没说是奉日本特务机关的命令，只是说受朋友的委托要办这件事情。许溱也是心照不宣，一口答应。坂本峰当场交给对方一张800大洋的支票，让他作为活动费用，用完了再追加。

许溱通过自己的关系，打听到甘纳斯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后院牢房里，那里原是软禁犯了严重过失的中级以上军官的，最近没有军官关进去，正好用于拘禁甘纳斯这个特殊的洋囚犯。负责该看守点的是警司少校军官李今蒙，他手下掌管着12名看守员。最初，许溱把脑筋动在李今蒙头上，寻思把这人收买了就可以让甘纳斯越狱出来了。哪知，许溱一打听，这李今蒙是个极顶真的军官，正因为这一点，上司才派他负责看守被软禁的军官，他敢对被软禁的将军咆哮恶骂，人都称他“黑脸包公”。这样，许溱就打消了收买李今蒙的主意，把脑筋动到李今蒙的手下人头上去。

李今蒙手下有一个老资格的看守员，名叫张阿根，那是一个50岁的小老头，上海浦东人，早在清末时就已经是上海道台衙门的狱卒了。后来又在上海督军衙门的看守所干过，还去过法国巡捕房当看守员，因为有串通人犯通风报信的事，给法捕房开除了，就到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当差了。

许溱打听到这一情况后，马上作出决定，要把营救甘纳斯的主意打在此人头上。因为恐怕这件事产生后遗症，日后弄得不好会影响到他，他就决定不靠别人介绍，而是自己直接与张阿根去谈这件事。

1933年5月17日，轮到张阿根休息。他住在徐家汇附近的大木桥路，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到茶馆去坐一坐，喝一壶好茶。休息天有时就会在茶馆里泡上一天，连午饭都是让跑堂到外面饭馆去叫来吃的。这天，张阿根于上午8点钟左右步入茶馆，在二楼选了一靠窗的座落了坐，刚要招呼，跑堂的已经奉上一壶龙井新茶，还有四碟子零食。

张阿根感到奇怪，问道：“唔，这是怎么回事？”

许溱出现在张阿根的面前，拱手道：“这是兄弟的一点小意思。”

张阿根望着许溱：“这位先生眼生得很。”

许溱笑容不减地从容道：“兄弟姓吴，单名一个节字，是做棉布生意的。”

这时，跑堂送上了许溱的茶水，许溱便在张阿根的对面落了坐。两个人喝着茶，聊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一壶茶喝到续上第三遍开水时，许溱开口问道：“兄弟还没请教老哥在何处发财哩？”

张阿根笑道：“你如果不清楚我干的什么行当，会请我喝茶吗？”

这么一说，许溱也笑了：“如此，咱们这就叫做‘心照不宣’了。”

张阿根问道：“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可以开尊口。”

许溱便说了甘纳斯的事情，说他受其夫人蒂亚之托，想请张阿根助一臂之力，使甘纳斯获得自由。只要甘纳斯一获得自由，就马上离开中国，再也不来做任何事情了。

张阿根边听边点头，临末微闭眼睛，再也不开口了。许溱吃的是巡捕饭，自己也经常与别人打这样的交道，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便说：“这件事办成了，蒂亚夫人愿意出这个价钱——”他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了一个“一”字。

张阿根睁开眼睛看了看：“后面几个零？”

“三个。付即兑支票，你收后马上可以去银行转存。”

“定金多少？”

“按照规矩办，先付10%，余款事成后一次付清。”

张阿根略一考虑，点头道：“这事可以做一做，但是，我只能给他带点工具进去，还给他指点一下从何处越狱比较牢靠，其他事情我就不管了——也管不了。”

许溱说：“对，这样也可以了。”

张阿根笑道：“看样子，吴先生是个明白人。”

“那就麻烦阁下跟我去一趟银行，咱先把定金付了。”

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本来甘纳斯可以顺利越狱的。但是，也许是命运注定要他多尝一些铁窗之苦，这件事竟然没有付诸实施——

却说那张阿根得了100大洋，马上换了自己的姓名转存了，然后也不喝茶了，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张阿根的妻子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心地很是善良，经常劝丈夫不要捞取不义之财，张阿根在她的劝告下，确实不自愿地放弃过几次可以捞钱的机会。这天张阿根一回家，其妻就从他脸上看出发生了不凡之事，张阿根有点惧内，追问之下，就把这件事向妻子和盘托出了。

周妻一听，立刻板起了脸：“你真是钱迷心窍啊，这种钱你也敢拿？”

张阿根自知理亏，讪笑着不敢应声。但妻子不想放过他，盯着道：“你这样做，就像胡立夫一样，是汉奸！”

胡立夫是上海滩的一个帮会头子，“一?二八事变”时，受日本特务机关指使，主持对中国军队的侦察，使十九路军方面蒙受重大损失。战争结束后，胡立夫即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逮捕，不久被判处死刑。这件事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家喻户晓的，老百姓人人都对其深恶痛绝。

张阿根给妻子这样一说，顿觉无地自容，他既知道自己做的是亏心之事，又被提醒这件事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不禁有些后怕，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把定金退还给许溱。

次日，张阿根给许溱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事需要面谈。许溱只道是事情弄得差不多了，只要把工具送去就可以了，哪知见了面却是退还定金。他大吃一惊之后，问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嫌钱少，还可以商量的。

张阿根没有说明原因，只是摇头。

许溱见无望，只好拿出20元钱给了张阿根，这是让对方保密的意思。

许溱随即给坂本峰打电话通报此事，坂本峰让许溱再考虑如何营救，对张阿根其人其事，他没有说一个字。但是，张阿根在当天晚上下班回家的途中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从此就没有人再见到他。

蒂亚在上海待了些日子，见营救事宜仍是一副原地踏步的样子，心里非常着急，就几次要求德国驻沪领事馆出面与日本方面交涉，意在催促尽快行动。那坂本峰给头目催得急了，就再次约见许溱，请求设法尽快解决此事。

许溱与日本特务机关有着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后来他在上海解放后被人民政府作为“反革命分子”拿下后的交代中，供认其是拿日本特务机关的固定津贴的，所以，他后来被判刑时，增加了一个“汉奸”的罪名。许溱在接受坂本峰的指令后，再次动用了他的关系，决定把一支手枪、20发子弹利用探监的机会送进看守所，让甘纳斯伺机强行越狱。

1933年6月1日，许溱以甘纳斯的朋友的名义，陪同蒂亚去警司看守所探监。许溱在送进去的物品中夹带了一支拆开的小号左轮手枪和20发子弹，他在蒂亚把物品递交给看守员检查时，悄悄塞给对方几张钞票。那个看守员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一着，只道是夹带了毒品之类的违禁品，这种事情以前也碰到过，也就来一个“心照不宣”就是了。

但是，不巧的是，这天正好负责看管后院监舍的李今蒙在班上，他平时是不管事情的，但是现在突然失踪了一个部下(即张阿根)，虽然不是在上班时失踪的，但他总觉得有点奇怪，于是就有意识地要管管事情了。当甘纳斯会见家属结束后返回后院时，李今蒙看见他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包包，就指着甘纳斯道：

“喂，你过来一下！”

甘纳斯已经从蒂亚口中知道营救方案了，见李今蒙唤自己，颇有些心虚，但又无法抗拒，只好老大不情愿地一步步挪到李今蒙面前。李今蒙叫甘纳斯把包包放在桌上，指着问

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甘纳斯回答：“我不清楚，这是我夫人送来的，已经经过看守员检查了。”

“是谁检查的？”

甘纳斯寻思那个看守员也许是“自己人”，要不怎么肯把手枪让他带进来，这样，他就不想让那个看守员暴露，于是摇头说：“我不清楚。”

李今蒙对这个回答感到不可思议：“给你检查物品的人你怎么不清楚呢？”

“我不清楚。”

李今蒙有点生气了，一挥手：“来人！”

两个看守员立刻奔过来。李今蒙下令：“给我搜查——连同他的身上，我估摸十有八九夹带违禁品了！”

这一搜查，令李今蒙大吃一惊。甘纳斯立刻被押往李今蒙的办公室，要他交代是怎么回事。甘纳斯装糊涂说不知道。李今蒙随即又查清了那个检查的看守员是谁，报告上司后，以“失职”为名关了禁闭。

看守所方面随即又向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通报了此事。侦缉大队认为这是看守所的事，加上人手又忙，接报后搁在一边，没有调查。

那甘纳斯吃了苦头，因为有暴力越狱的倾向，就被扣上手铐、脚镣，严加看守。

许溱通过他的关系当天就知晓了这一情况，对坂本峰一说，那家伙连连摇头：“糟糕！这事怎么这样难办？许先生，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许溱也摇头，苦笑道：“我也是黔驴技穷了！”

两人商议许久，认为到这一步，就只好把这件事停止进行了。营救方案只好修改，改为请律师出面作辩护，尽可能争取判得轻一些。

这时，无论是坂本峰或者许溱，甚至是甘纳斯本人，都没有料到，营救甘纳斯出狱的希望之光已经出现了。

四、上海滩大亨呼风唤雨

当时，上海滩帮会势力中最具实力的人物是黄金荣和杜月笙。这对大亨在沪上呼风唤雨，手眼通天，神通广大。两人私交也好，经常聚在一起密谋各类大事小事。当然，议得最多的还是如何捞取钱财。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黄金荣、杜月笙一则出于民族义愤，一则需要顺应帮会人士的大势，出面做了一些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事情，私人也出了若干钱钞财物。这些钱财虽然都是他们自愿捐出的，但是事后想想也难免心痛。因此，当战争结束后，黄金荣、杜月笙不约而同想到要赚钱，把这些损失补回来。

黄金荣、杜月笙知道最能来钱的渠道是做生意，他们以前也曾多次合伙做过生意，没有一次赔过本。当然，这除了靠他们的势力外，还要靠经营眼光独到，选择项目准确。1932年初秋，黄、杜两人在黄金荣府邸商量选择经营项目，最后议定做西药和染料生意。

这两种商品，都需要从外国进口。于是，黄、杜就让人联系外国掮客，作为中介人，每做成一笔生意，付给中介人10%的中介费。过了个把月，中介人都到位了：一个是英国人，负责联系药品；一个是比利时人，负责联系染料。黄金荣和国民党政界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之所以选择要做西药和染料生意，就是因为这两样都与军队有着密切的关系，西药于军队的关系自不待说，染料跟军需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军人的服装、卡车的油布、大炮的炮衣，等等，都离不开染料。黄金荣与军界一打招呼，也不用洽谈，生意就算敲定了。这样，货一手进来，一手出去，赚钱比流水还快，喜得黄金荣、杜月笙眼睛没缝，乐不可支。

不过，这种好景到了1933年春天就起了变化：先是军方的卫生部门与黄金荣联系，说进口的西药在使用中发现有些小问题，所标明的剂量都是打折扣的，最少的竟然只有50%！这就是说，对方是以少充多，等于是成倍地抬高了价格。黄金荣还没来得及发怒，染料生意也出了问题：说好进口染料是不褪色的，不曾料想到那比利时掮客所购进的染料却是褪色的，其质量之差，竟不如上海街头那些挑着洋铁桶穿街走巷的“染坊师傅”的。

黄金荣、杜月笙闻讯，气得一个个脸色发青。半晌，杜月笙冷笑道：“好得很啊！那两个中介人呢，我要好好成全他们哩！”

黄金荣拍案道：“把他们‘氽馄饨’！”

所谓“氽馄饨”，就是把人装进麻袋后扔到黄浦江里去，这是当时帮会流行的一种暗杀手段。黄金荣发话后的第三天，那个英国掮客就被骗到浦东，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连尸体也没发现。

那个比利时掮客要比英国掮客幸运，或者他的心计强些，当黄金荣、杜月笙要找他的时候，他已经返回自己的祖国了。这两个大亨的势力再大，也无法把复仇之剑伸到欧洲去，这件事也就算了。

1933年4月底，也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盯上甘纳斯的那一阵，黄金荣、杜月笙再次碰头，密议如何弥补损失。由于他们给军方退了部分钱款，因此信誉犹在，军方还是愿意跟他们合作的。他们就想找一个可靠的掮客，这回是吃一堑长一智了，需要中国最好是上海的经济实力雄厚的中介公司或者个人提供担保的才好合作。

消息放出去后，愿意提供担保的倒是找到了，那是日本人在上海开的正金银行，财大气粗，一口答应，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生意，是有好处的。可是合适的掮客却一时找不到。过了几天，总算找到了一个中国商人，说可以与黄金荣、杜月笙合作做西药生意，于是就签了合约。签合约的那天，按照规矩在饭店吃了一顿饭。

黄金荣的一个徒弟，在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当少校军官的，作为陪客也出席了饭局，席间，他听黄金荣谈起还在物色一个做染料生意的掮客，马上想到了甘纳斯，一说，黄金荣、杜月笙不约而同道：“好！”

少校徒弟一时反应不过来，愣愣地望着那两位：“这……”

杜月笙说：“那甘纳斯既然是做染料生意的，他的关系就一定还在，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嘛！”

黄金荣点头道：“言之有理！那德国佬关在监牢里，不怕他脚底抹油开溜。”目光闪闪地转向少校徒弟：“你明白吗？”

徒弟点头：“先生，我知道了。”

少校知道的有两层意思：一是刚才黄金荣说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件事已经落实到他头上了。

巧得很，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负责后院警戒的李今蒙正好是少校的结拜弟兄，因此，这件事对于少校来说不算一桩难事。他去对李今蒙一说，李今蒙听说那是黄金荣发的话，哪敢道半个“不”字？他平时想巴结也还巴结不上黄金荣哩，自是一口答应，不过有一个条件——黄金荣要收他为徒弟。

少校去对黄金荣一说，黄金荣点头了。

这件事做到这里，黄金荣算是已经到头了，余下的就是杜月笙的事情了。杜月笙是大亨，当然不可能亲自去办此事，于是就委托了一个名叫仇三保的徒弟去办理。

仇三保是个生意人出身的流氓，具有商人和流氓两面人的本领。为不惊动警备司令部更多的人，他和李今蒙商量选了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李今蒙的陪同下去了看守所。

那甘纳斯自从夹带手枪被发现后，终日戴着镣铐过日子，真个是苦不堪言。而且，警备司令部根据他的情况，决定在提交审判前不准外界探监。这样，甘纳斯连消息也不清楚了。偏偏还有看守员故意吓唬他，说他原本就案情非常严重，现在有了夹带枪弹一节，那更是要“足尺加三”，弄得不好就要“开忒”(即枪决)。因此，甘纳斯这一阵是终日惶惶。

这天晚上，早已收风了。甘纳斯正准备躺下时，忽然听得外面院子里的铁门“咣当”一声响打开了，接着就进来了两个穿戴齐整的军官(仇三保是化装了的)。定睛一看，其中一个是李今蒙，另一个他不认识，但李今蒙对他执礼甚恭。甘纳斯从未有过这种晚上来人的经历，一种不祥的预兆袭上心头：不好！看样子真的要处决我了！

李今蒙也不开口，只是命令值班看守员给甘纳斯打开了镣铐，然后叫甘纳斯跟着去外面。甘纳斯一下子吓得脚杆子发软，蹲在地下起不来，嘴里叽哩呜啦不知说着什么。李今蒙不知道看守员曾经吓唬过他，看这副样子反倒愣住了，寻思这是什么意思？摆架子不像摆架子，抵触不像抵触。他皱皱眉头，吩咐两个看守员把他架出去。

甘纳斯到了李今蒙的办公室，一看那里有一桌酒菜，更是相信自己的猜测了。他再也支撑不住，瘫软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李今蒙一看，奇怪地问：“他这是怎么啦？”

一个看守员见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笑着一说，李今蒙恍然大悟，连忙解释，这才勉强使甘纳斯镇定下来，半信半疑地在椅子上落了坐。李今蒙给他斟了一杯酒：“来，先干一杯，压压惊。”

甘纳斯原本极嗜杯中之物，自关进来之后，酒自然是一滴不沾，现在有得开戒，也算忧中有喜，不管三七二十一，喝了再说。

三人边喝边聊，两小时后，甘纳斯已经喝了许多酒，这才相信李今蒙对他并无恶意。仇三保这时才摊明了情况，甘纳斯一口答应。

甘纳斯也是有点社会经验的角色，他也不说条件，只是答应做，寻思相帮赚到了钱，对方总会考虑把他放出去的。